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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銀行解危

聶歐 王麗娟 唐如鈺 劉秋娜 王亭亭 實習生 吳夢 |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發布日期:2017-06-23

多年高歌猛進之后,金融“去杠桿”迎面而至,以城商行為代表的中小銀行如何渡過時艱,回歸服務實體經濟本位?

“一季度MPA考核沒達標,二三季度也很難。只能看年底努力了。”一家北方地區城商行董事長說,只能賣掉大量高收益資產,“很心疼”。

6月將迎來央行二季度的MPA(宏觀審慎評估體系)考核,一些中小銀行早早就忙碌起來——汲取一季度末期非標資產泛濫、少人接盤的教訓,這次要趕個早集。

而此前,從3月28日至4月12日短短兩周內,銀監會連發《關于開展銀行業“監管套利、空轉套利、關聯套利”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等多份文件,從服務實體經濟、監管處罰、防控風險等方面 “去杠桿”,大批銀行承壓,尤其是以城商行為代表的中小銀行。

“監管越來越嚴。”前述城商行董事長表示,十多年來首次感到如此大的壓力——以前還只是盈利壓力,盤算著如何活得更好。如今實體經濟有待振興、不良貸款飆升、利差明顯收窄、產品嚴重同質化、新金融競爭白熱化和團隊建設滯后等一系列難題疊加。

在對四川、河南、河北等多省市調研中,《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發現,中小銀行普遍感到“緊日子”來了。

脫胎于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的城商行、農商行,曾歷經了20多年高歌猛進的發展。城商行總資產2016年末達到28.24萬億元,為1995年的40余倍,近十年來每年的資產增速均超過銀行業均值,近五年更是翻了一番。城商行數量最高峰時達150家,兼并重組后也有133家。

規模膨脹的同時,近年卻現利潤下滑和資本充足率之憂。早在2015年,39家城商行就出現利潤負增長,主要分布于東北、西南、西北等非沿海地區。有監管人士表示,其生存實況和真實風險還有待全面摸底。

部分中小銀行試圖向金融科技等方向轉型,但存在概念不明、技術不靈、人才不強等問題,有的簡單停留在“理財超市”概念上。

在防控金融風險被擺上更重要位置的當下,作為中國銀行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小銀行的前途關乎全局。

 

不再是“香饃饃”

中小銀行牌照和股權曾為資本熱捧,但情況正在發生變化。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獲悉,有三家西南、西北地區城商行大股東先后“易手”,近期又收到山東兩家地級市城商行待價而沽的消息。

其中一家截至2016年末的資產總額約600億元,較年初增幅20.53%,且凈利潤約4億元,此次出售其50%控股權,出讓底價約45億元;另一家凈資產77億元,凈利潤7.8億元,以底價92億元出售總股本的40%。

“銀行不再是‘香饃饃’。”一位銀行大股東負責人說,“小銀行生存都難。”

以城商行、農商行為主體的中小銀行,脫胎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其中,城信社自1985年誕生至1994年末飆升至約5200家,不良率飆升。1995年,國務院發布《關于組建城市合作銀行的通知》,由央行主導將全國的城信社整合為城市合作銀行,后又陸續更名為城市商業銀行。而農商行,眼下仍有一部分未完成改制,還保留著農信社體制。

銀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4月,我國銀行業總資產232萬億元,城商行和農村金融機構分別占比12.6%和13.5%,兩者之和占比26.1%。前者的資產增速高達21.3%,遠高于同期國有大行和股份制銀行的9.9%和13.5%。

高擴張的背后,風險也逐漸顯現。

其一,高利潤時代結束,且分化明顯。

宏觀經濟背景下,以民營企業和周期性產業為主要客戶的中小銀行受到沖擊。城商行一季度資產利潤率已跌至全行業谷底0.88%,明顯低于同期國有大行的1.15%。

民生證券研報顯示,截至2016年末,有3家城商行資產增速為負(分布在遼寧和寧夏),39家城商行利潤增速為負。今年2月,中國銀行業協會《中國銀行家調查報告(2016)》(下稱《報告》)顯示,受訪的銀行家預計,未來三年的營業收入與稅后利潤將明顯下滑——接近九成的人預計兩者增速將低于15%,約七成的人預計將低于10%。

“困難較多,且分化明顯。”恒豐銀行研究院執行院長董希淼表示。

例如,從2015年開始,有30%的城商行利潤增速在20%以上,也有33%的城商行利潤負增長。兩個梯隊中,最高利潤增速可達100%,最末尾則低至-100%。

其二,中小銀行成為“資產荒”中的弱者。

2015年以來,“資產荒”成為銀行業的共性難題,并非真的無資產,而是負債成本攀升,優質資產匱乏。

一方面,傳統的投資類資產中,貨幣基金收益僅約2.5%,股票和大宗商品風險增大,銀行委外理財中的債券、存款、非標債權類資產仍占據近八成。另一方面,授信類資產中優質貸款利差低,非標資產中房地產等高收益也在下降,加之監管政策不斷收緊,“好資產”驟然萎縮。

對“好資產”的獲得能力是銀行生存的關鍵。相較于大行,中小銀行難言優勢。

貸款方面,房地產調控抑制了居民貸款,使得政府投資成為銀行信貸擴張的主要渠道。但政府基建項目通常金額巨大,銀監會規定須組織銀團貸款,這就引發了大小銀行間的資源爭奪戰。

“小銀行很難獨自承接大型基建項目,分一杯羹都很難。”河北某城商行董事長說,中小銀行因信息不對稱和議價能力低等明顯劣勢,多數只能靠銀團貸款分得一點授信份額。

其三,經濟降速,股東們亦面臨流動性緊張。

“銀行利潤少了,就無法再像以前那樣拿利潤來補充資本金。”董希淼說。

具體來看,資產利潤率低和不良率上升,使得資本充足率深陷困境——前述銀行股東負責人表示,此前IPO停擺消磨了股東們對資本回報的信心,盡管少量銀行也以登陸H股、發行優先股、發行一級和二級資本債等方式進行緩解,但體量遠遠不夠,“一些‘雞肋型’銀行,不如賣了。”

 

主要風險何在

一位知名會計師事務所人士介紹,個別中小銀行的真實壞賬率比想象中還高,僅他經手的就有一些壞賬率超過10%,且還往往要求他們美化財務報表,“這樣的生意我們不敢再接。”

前述《報告》顯示,超過60%的受訪銀行家認為,其所在銀行今后三年的不良資產率將不低于1%,且風險尚未觸頂,尤其東北地區和長三角地區。其中,最可能爆發產能過剩行業的信用風險,且資產負債率高但盈利差、缺乏信用支撐,可能使得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疊加。2013年以來,城商行的關注類貸款比例從2%升至3%以上,少數銀行(如漢口銀行、柳州銀行、濰坊銀行等)甚至超過了10%。

“壓力很大。”一位中部地區城商行高管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該行不良率1.3%,低于所在省的均值和全國均值,但仍不敢放松——“樂觀估計,中部地區的拐點至少要等到2018年。”

原因在于,東南沿海的金融風險點暴露較早,2015年才傳導至中西部地區,加之眼下推進金融去杠桿,又增加了新壓力。

鄭州銀行行長申學清介紹,鄭州銀行一方面對不良貸款控新降舊,在機構、機制和薪酬獎勵上完善配套;另一方面,新增貸款偏重于車貸、房貸等抵質押物相對充足的消費類貸款,并嘗試借力鄭州在全國特有的區域位置優勢,深耕商貿物流業務。

“全球金融危機大多與政府債務負擔過重、地產融資過度有關,銀行業務必須對此有所控制,及早轉型。”申學清表示。

洛陽銀行董事長王建甫對記者表示,區域不同,壓力各異,銀行貸款結構與區域經濟結構緊密相關,新增貸款必須因地制宜,尤其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補”后更是如此。相較而言,河南省內風險較大的是一些以煤礦等傳統資源為支柱的地區,洛陽市經濟結構尚好,洛陽銀行的壓力也略輕。

相對難防范的,是地方政府項目或地方國企的信用風險——前述會計師的銀行客戶中,一些地區經濟結構以鋼鐵、煤礦等過剩產能為主,一家鋼廠涉及十幾億元不良貸款,就可能拖垮一家小銀行。

為此,中小銀行普遍加強了內部管理機制,如對不良貸款的催收均從獎勵制度轉變為獎懲并行,從一線業務員到支行再到分行領導,各層級均采取嚴格掛鉤、經濟處罰和責任到人,甚至下崗清收。

“不但工資一層層扣,收不回壞賬還會背著‘污點’承擔終身責任。”一位客戶經理介紹,有的不良貸款已歷經了數任支行行長變更,至今仍在催收,但這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前述《報告》顯示,過半數的銀行家建議調整信貸行業結構,49.9%的人建議創新業務品種,優化收入結構。65.2%和42.3%的銀行家分別認為應重點限制冶金業和房地產業,其次是限制造紙業、船舶制造業和石油化工業。

普華永道中國金融業管理咨詢總監王軼為認為,中小銀行大多有地方政府背景,屬國企性質,人事任命和信貸投向難以完全自主決策,一些產能過剩企業往往是地方經濟支柱,不得不貸。

在董希淼看來,一批從農信社改制而成的農商行,主要受省農信聯社管理,公司治理有待進一步規范,獨立的監督約束機制、激勵機制和風控機制正在形成之中,但往往“形似”而非“神似”,這是一個問題。

前述《報告》也顯示,認為應減少行政干預的銀行家達到16.3%。相比國有大行,中小銀行在組織架構的健全性、職責邊界的清晰度、決策規則和程序的明確性以及激勵監督機制的有效性等公司治理方面,劣勢明顯。

 

警惕“金融僵尸”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調研發現,農商行的利潤增速、資本充足率等指標相比城商行稍好,源于其更接地氣、機制更靈活。而城商行尤其中西部地區,已然如前所述產生了個別金融“僵尸”企業,瀕臨虧損。

從全行業看,城商行出現兩極分化,有的逆勢擴張,有的得過且過。

董希淼分析,銀行盈利存在規模效應,所有金融產品都需要在設計、開發和營銷等環節投入成本,小銀行的客戶規模有時候難以覆蓋這些成本。

普華永道中國金融業管理咨詢主管合伙人張立鈞認為,銀行曾在經濟上行和存貸利差管制等政策紅利下旱澇保收,一旦經濟下行,則必須以資產擴張來維持利潤正增長,并消化存量資產質量下降對利潤的侵蝕(撥備和資本要求)。但利率市場化擠壓了定價空間,銀行只能依靠增量(逆周期擴張)來生存,但這絕非長久之計。

一位省級監管部門人士明確表示,還在擴張的一些銀行,表明其高管仍在努力。但個別小銀行開始依靠央行再貸款度日,“破產可能只是時間問題。”

在申學清看來,流動性風險最為致命,鄭州銀行曾在上世紀90年代歷經過重大擠兌事件,因而當前尤為謹慎。

具體對策,一是提升資產負債管理水平,加強財務管理能力,招募一批高素質人才尤其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骨干人才;二是加強同業合作,在河南省內外參與或牽頭成立同業聯盟,加強共享尤其流動性合作;三是在內部建立流動性應急機制,每年進行流動性應急演練;四是加強和央行等監管部門溝通,有意識地提前預防。

王建甫也表示,“把流動性風險的弦繃緊了”。今年洛陽銀行的金融市場部主責之一,便是為全行提供充足的流動性。

盡管存款保險制度已初步建立,但銀行間并購或瀕臨破產的銀行退市機制,尚缺乏整套的應對細則。

親歷了我國唯一破產銀行海南發展銀行事件的始末,央行鄭州中心支行行長徐諾金頗為感慨:從1998年進入清算程序已近20年,海發行至今仍未退市——如何界定銀行破產?誰來主責清算程序?退出之后,股東、高管和監管層分別擔負怎樣的責任?

缺乏破產清算程序,諸多問題就懸而未決。且即使有了破產清算程序,若沒有在實踐中走一次,在法律和規則上將仍存在不確定性。

上海交通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副院長錢軍建議,中小銀行大多是區域內展業,對于地方龍頭企業或政府投資項目、大型房地產項目,特別是涉及地方擔保圈且地方財政難以覆蓋風險的,都要高度重視。一旦風險爆發,要第一時間以存款保險制度來防止擠兌。然后尋找“接盤俠”,即通過并購或政府“收管”等將風險最小化。具體上,可由中央政府信用來消化短期債務、補充流動性、切斷傳染路徑。

董希淼認為,以當前的存款保險制度的現狀,還不足以支撐起銀行機構的退市。更可能的是由其他優質銀行來并購,“總要有人接盤”。

 

治理資金空轉

在受訪人士看來,中小銀行還有一個突出問題需要關注,即表外業務等飆升加重了資金空轉。

一位國有大行金融市場部主管表示,國家提倡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體系向直接融資體系轉變,但事實上,直接融資體系很大程度仍以銀行為主。

如前所述,利率市場化以來,利差收窄使得一些銀行以擴大資產來提高利潤,致使投資類資產占比飆升,貸款資產下降,開始“不務正業”。

以城商行為例,2016年其投資類資產(交易性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應收款項類投資、衍生金融資產和貴金屬投資)占比生息資產高達約四成,每年以超過10%的速度增長。而整個金融市場中,銀行依然是最大的買方,城商行則是其中最積極的參與者。

民生證券研報顯示,截至2016年末,貸款占總資產比例低于40%的城商行超過一半,貸款比例低于30%的城商行超過三成,遠高于股份制銀行——貸款占比仍在40%以上的股份制銀行有六成之多。同時,城商行理財產品余額以每年20%多的速度遞增,遠超過10%的銀行業均值,擴張方式從“貸款-存款”的表內擴張轉變為“理財-投資”的表外擴張。

“沒有辦法。”河北某城商行風控部主無奈地表示,2009年“四萬億”時期,市場患上了資金饑渴癥,其所在銀行上馬了不少表外業務、同業業務和非標業務,但后來開展整治,使其又逐步轉向了委外業務。再到當前,穩增長的主力軍是政府基建投資,小銀行難以插足,只能走“偏門”。

“它們從金融市場上借錢,再倒手賣出去。”中信證券研究部副總裁劉斌說,這一過程中,加杠桿投向了股權等高風險資產,加重了資金空轉。

對此,央行一季度末全面鋪開了MPA考核,規范“不務正業”者。

前述銀行風控部主管最近就常加班至深夜——該行表內外業務比約為1:3,同業負債占全部負債1/3左右,一是要將表外理財納入廣義信貸規模,二是央行取消了計算資本充足率的容忍度指標,三是一季度原本市場資金面就比較緊張,各行無不為流動性發愁。

“該砍就砍,高杠桿的回購業務干脆不做了。”該風控部主管說,一些代持類業務也怕“穿透式”監管來追究資金去向,“各行都在拋售,再心疼也必須賣。”

據悉,該地區另一家城商行,同業負債占全部負債高達約50%。且去年12月一個月就驟增資產規模近600億元,今年一季度MPA考核時瞬間壓下300多億元,均是同業業務所致的陡增陡降。而背后,資金大量流向了高收益的房地產和政府項目。

“要控制放貸規模、調整資金結構,將騰挪出來的信貸額度投向實體經濟。”徐諾金介紹,央行后續還將出臺懲罰措施,或包括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追究相關責任人、調節再貸款利率,等等。

前述省級監管部門人士認為,必須見一個罰一個,強化政策的引導力和威懾力,“若長期不達標,就罰到它破產為止。”

 

防范未然

中小銀行如何渡過困難時期?綜合受訪人士意見,可概括為如下建議:

其一,當務之急是應對“資產荒+資金荒”。

多數受訪人士認為,資產配置要多元化,做強資管和理財產品,并將投資顧問為核心的財富管理業務作為三年內的主線,向“大資管”、“大投行”轉型。

前述《報告》也顯示,“大資管”業務中,最受肯定的措施分別是加強全面風控(80.4%)、投資研究能力(64.8%)和跨界資產配置能力(48.3%)。“大投行”業務,則主要通過產業基金、PPP項目等創新股權融資產品以及債券承銷、投融資顧問、銀團貸款等基礎類投行業務來加強。

“但我們投行業務較差,一些小銀行甚至還沒有投行部。”一位西部地區城商行人士表示,業務模式單一、產品缺乏獨創性是普遍問題。與該行類似,大多數中小銀行的投行業務仍局限在債券承銷、投融資顧問、銀團貸款上,但這些傳統業務的競爭已然白熱化。

其二,抱團取暖。

董希淼建議,銀行經營需要有一定的規模效應,當前諸多省份將各地級市城商行整合為省級城商行,如江蘇銀行、江西銀行、徽商銀行等,可藉此強化機構實力和品牌效應。

“多數省份還設立了省農信聯社,負責管理十幾家至幾十家農信社、農商行,充分優化其機制體制、管理架構,讓省聯社成為農信社、農商行發展的助力而非阻力,也是一種抱團取暖。”董希淼認為,通過既有的省聯社或通過并購來“撮合”同一地區的中小銀行,能更好地實現規模效應。

今年2月消息,四川省決定組建四川金融控股集團、四川銀行,整合川內金融資源。四川金融控股集團集團將通過收并購,整合該省銀行、證券、期貨、基金、信托、擔保、產權交易和保險等諸多金融資源,目標規模為5年內過萬億。

此外,還有一種簡單易行的抱團,即建立各種合作平臺、聯盟。

銀監會副主席曹宇在2016年城市商業銀行年會上表示,銀監會支持城商行開展多種形式和更深層次的合作,抱團發展。如浙江、河北等地的流動性互助平臺、天津銀行環渤海銀銀合作平臺、山東城商行合作聯盟、哈爾濱銀行中俄金融聯盟、青島銀行“一帶一路”金融聯盟等。

具體上分為三類,一是區域性流動性互助合作,提高區域性風險防御能力。二是搭建信息科技合作平臺,加強技術交流與共享,避免重復建設。三是共同推動產品服務創新。

其三,主動適應政策風向。

例如,順應中央對消費金融的重視,中小銀行可充分發揮地緣、人緣優勢。目前,城商行的個人消費貸款占個人貸款比例為45%,提升空間巨大,且銀監會明確支持符合條件的城商行設立消費金融公司。

其四,壓力測試,防范風險。

錢軍建議,可借鑒金融危機后的美國經驗,監管層模擬經濟持續下行或極端“黑天鵝事件”,將對銀行的壓力測試多元化、體系化、常態化。

“危機總是不期而來,很難捕捉。”前述省級監管部門人士警示,全面精確估量潛在風險并不容易,必須抓好中小銀行這一薄弱環節,防范于未然。

來源: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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